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我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

　　四、国外影响更加突出

　　冷战结束后，长期被东西方阵营军事对峙压制、被意识形态斗争掩盖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释放，宗教意识开始复活，民族、宗教矛盾经过前期积淀也突显出来。基督教不断南进东扩，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亦出现西播势头，世界宗教板块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当代涌现的新兴宗教，从一开始就有着向全球扩散的发展动向。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价值观过程中，伴随着西方宗教的再次扩张。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对外主张文化的多元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内则全力保护与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强调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这其中就包括扶持本民族传统宗教的发展，甚至把宗教作为其民族或文化象征的符号。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宗教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在这种背景下，宗教开始升温并形成新的碰撞和冲突，以至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或焦点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已经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国际宗教问题对我国的影响十分明显。

　　为了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手段有限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在政治、人权、民族、宗教等方面施加压力。在多边领域，它们以“人权卫士”自居，以“普世价值”为武器，占据道德高地，运用舆论优势，指责我国压制宗教自由和迫害宗教人士，毁损我们的国际形象。在双边关系上，它们把“宗教自由”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轮番地、不间断地进行施压，试图逼迫我国改变政策，以期有效实施钳制。

　　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以国内立法的方式，使利用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合法化”。从那一年起，美国国务院每年9月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每年3月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5月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都无端指责我国“迫害宗教”，将我国列为在宗教和人权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同时，它们又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不遗余力地在我国国内培植和扶持宗教势力，抵制政府依法管理，抗衡爱国宗教组织，使之成为改变中国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民间“民主”力量。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公开支持我国基督教所谓“家庭教会”的发展，认为这是改变中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最终把崛起的中国纳入西方文明体系的最有效的途径。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基督教组织，加紧开展对华传教活动。它们强调宗教的普世性，以此消解我国教会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花费大量财力进行传教活动，发展教徒。传教方式和途径日益多样，除了通过宗教交流或派遣传教士的传统方法和途径，还利用经商、投资、教育、旅游、文化、体育、慈善等非宗教交流和合作渠道传播宗教，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新型传教模式。

　　特别是网络传教发展很快，用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可以检索出数以千万计的与宗教有关的网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上宗教世界。近年来，境外宗教组织和机构针对我国内地开展远程宗教教育和培训，成为对华传教活动的便捷方式。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与随意性，使得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宗教活动，打破了传统宗教活动在寺院、清真寺、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的限制，传播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监管更难。

　　一些宗教组织开展对华传教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就是要通过改变中国人民的信仰，达到改变中国意识形态，进而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目标。用他们的话说，中国实现现代化之日，就是“基督的羔羊”战胜“中国龙”之时。随着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一些境外基督教组织认为这是对华传教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开展研讨，整合资源，制订计划，试图冲撞我国宗教政策法规底线，突破对华传教活动的限制，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的对华传教“奥运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