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形态都是历史现象，其发展离不开时间与空间，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也是如此。文化发展的过程犹如滔滔的长江，从巴颜喀拉山麓发源，到崇明岛入海，一路上吸纳百川，浩浩向前。那么什么叫长江？是它发源地的清清溪流？是在横断山脉间怒号的金沙江？是伴着三峡的猿啼滚滚向东的巨浪？还是在肥沃的东部平原上缓缓徜徉的洪波？同样，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又从中国传到日本等东亚各国，乃至近代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其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营养，依据不同的条件，变幻着自己的形态。因此，我们既不能像日本“批判佛教”的倡导者那样，因为佛教吸收了别的文化营养，改变了形态，从而否认它是佛教；也不能如教内某些法师，忽视佛教吸收别的文化营养自己的事实，忽视活动于不同时空的佛教出现形态差别的必然性，追求回归原始佛教。本文的任务，就是要说明佛教在怎样的时空条件下，受到什么因素的作用，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

　　从上述立场出发，从古代印度传入，在古代中国成长、发育的中国佛教，理所当然地是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共同孕育的产物。但问题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在印度、在中亚，在这些佛教经典的原产地，中国文化乃至亚洲其他文化，对佛教经典的形成和发展，是否也产生过影响？

　　宗教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传播，其实质是文化在流通。事实上，文化的流通从来都具有双向性，并非单行道。那么，在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也影响印度，并作用于印度佛教呢？上述问题或者可以改换一个提问方式：当佛教从印度传到中亚、传到中国、传遍整个亚洲的同时，中亚文化、中国文化、亚洲其他文化是怎样介入佛教这一文化形态，并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对其施加影响？

　　中国道教对印度佛教密教的影响，已经引起研究者注意。有研究者主张在印度佛教的净土信仰中，可以看到有伊朗文化的因素。《大集经》中出现中国的十二生肖，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笔者在此想以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刘师礼文》为切入点，对佛教的发展与文化的汇流问题作若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