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林先生强调了两点：第一点，中国文化讲“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在中华大地上，儒学在前，从汉末开始，佛教传入，虽然道学和儒学同时产生，但作为道教，却是比较后期，因此“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就自然成为基础。第二点，就是中华民族信仰的多重性，这在西方哲学里有时叫做双重人格，双重信仰，其实在中国，有时不是双重，有时是三重甚至多重，这是一种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这是儒者的见解。在宗教者看来，符合不符合佛与道的教义？我们知道世尊有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法门？就是因根施教。同样，道教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林先生这番话强调的这两个重点，对于我们的高僧与高道，联系自己的教义是否认同？

　　学诚法师：佛教在中国流传超过两千年的时间，已经融入到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融入到炎黄子孙的血液当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没有听说过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外来的宗教，但佛教跟中国的社会融合得更加密切，所以我们一谈传统文化就谈到儒、释、道三家。

　　梵蒂冈在一次宗教普世大会上，请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参加会议，但不请佛教。为什么不请佛教参加会议？梵蒂冈说佛教没有主神，所以我们不请佛教。言外之意，他不把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来看待。但是哲学界里面，认为佛教里有很多很多的神，它是多层次的，不仅仅是一个神，属于多神教。那么佛教究竟是什么？究竟跟一神教有什么不同？那么，佛教在中国成功的传入，以及两千年以来发展、壮大的过程可以证明一点，就是佛教非常擅长于同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相结合，各个民族相结合，尤其是民族的文化。汤因比说，二十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佛教传到西方。

　　儒、释、道三家对话，不仅仅是今天才开始，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开始对话，这在历史上面都是能够看得到的，比如在佛教的典籍《弘明集》、《广弘明集》，以及很多祖师大德的著作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对话，不是说谁来取代谁，也不是说谁比谁好，谁比谁高。刚才主持人也谈到，对话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来理解不同的学说、不同的宗教，他们说些什么，他们这些理论、观点，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帮助。所以更重要的是，报着一种互相交流、互相接纳、互相学习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对话，不仅仅对对话的人，也是对在座的人，甚至更多的能够在电视机前看到我们对话的人，都会有帮助。那么，佛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如是我闻”，它是靠听，那么听的话，就需要人去说，这就有一个说跟听的关系。

　　许嘉璐：学诚法师刚才说了一个人名叫汤因比，是英国历史学家，已经过世，他的巨著，就是《历史的研究》。刚才最后一句话“如是我闻”，这是在所有的佛所说经里，开头的四个字。如是我闻，那就是他后面演绎、解释了，就是佛教的学说，是靠口弘道，靠知闻，但是知闻只是第一步。

　　学诚法师：今天这一堂对话，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听的人要能跟说的人相应，要能够对对话的本意有一个准确的理解，我认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才不会引发歧义，才能够促进和谐。

　　许嘉璐：我对儒学、佛学、道学都是个想入其门墙而未得的人，我也希望望其宫室之美，那恐怕很难达到的。就我的寡陋见闻，世尊在他的所说法中，对于外道，包括对婆罗门教，以及后来的高僧大德，对于小乘佛教，是有意的、很清楚地标明我和他们不同，但佛教从来没有对于与自己异者采取一种暴力的、权威的手段，那么我想，恐怕这也是蕴涵在佛教教义中，不注文字的一种精神，不知我的体会对不对？

　　学诚法师：佛经里头，释迦牟尼佛对六师外道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也是通过对话的形式，他怎么说，佛教怎么认为，这样来阐释。印度很多的论师，马鸣菩萨、龙树菩萨、无著菩萨、世亲菩萨等等，他们造了那么多的论典，其实也就是与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宗教对话的结果。

　　许嘉璐：另外是不是在佛教中也是这样，对于未开悟的人，比如只达到罗汉果位的人，要想开悟，让他进入到菩萨果位，也都是采取循循善诱的办法。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因为到了宋代，禅宗走到棒喝阶段，给人一个误解。比如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菩萨病了，世尊派菩萨去看他。一个一个地点名，一个一个不敢去。那么就叙述了自己曾经在维摩诘面前显出了自己的道力不足啊，开悟的程度不够，受到维摩诘的教育，这样就很怕到维摩诘那里去再被诘难，受到考试。像这样一个很生动的故事，我想就体现了佛教对于不同的文化、对于开悟不同程度的人的一种包容、爱护、理解和尊重。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学诚法师：对话还存在着一个层次的问题。最高的对话就是不要说话，心灵是相通的。

　　张继禹道长： 高道不敢当。道教说“道高弥安”啊，这个追求的目标是要一辈子。中国文化之所以能这样五千年沿传至今，而且不断地吸收新的文化或者说域外的文化，不断地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文化的主体性，这个文化五千年不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一个主体，但是有自己的主体性又不排他，就是说有包容性，没有排他性，应该说这里面是道的文化。我觉得道的文化不一定是指道教的文化、道家的文化，就中国来讲，应该说是一个道的文化，应该说道是既有主体性又有包容性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按照道家来讲，老子讲就是要“自虚极”，自虚极才能够达道。庄子讲是要“为道极虚”，虚就是要包容。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要有虚，就是我们要有空间，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朋友，我们都要留有空间。像我们建一个大房子，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会场，容纳这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空间，才可以坐到一起。所以我觉得既有主体性，又有包容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总结道教文化时有一句话，叫“道教之真精神”。他把道教之真精神的提法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既能不断的吸收外来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又能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我觉得这就是既要保持一个小我，我们都是一个分别不同的个体，我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域，这都是小我。但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大我，融入到这个大的道中去，我觉得中华民族能够延续五千年，维护这样一个大一统，可能跟这个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张继禹道长：我觉得在当代，文化吸取外来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促进对外的交流，不断吸收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来补充我们。一方面，我们叫两岸四地，两岸四地是一个整体，从文化上面来讲，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我们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提起的概念。第二，其实三教的对话，历史上很多人作了很多的贡献。南北朝的时候，梁代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道士，一个是和尚。道士是陶弘景。陶弘景是梁武帝时期的人，这个人很有学问，既是道教的高道，又是医学家，还是化学家，他发明了冶炼，还可以说他是散文家。梁武帝非常尊重他，请他出来做宰相，但是他深居在山中，人称“山中宰相”。他用自己的行动促进三教融合，他把道教的神仙排了一个谱系，在这个谱系里边，把孔子也吸收进来了。在他的道场里边，既设一个道堂，也设一个佛堂，隔日朝拜。今天去道堂里边朝拜、诵经，明天去佛堂里边朝拜、诵经。还有一个和尚，叫傅大士，他是主张三教合一，有一天他是戴着道冠，穿着袈裟，脚上穿着靸履，然后有人问他，你怎么这么个打扮？他说：“我是要以儒为基础，以道为首，中间以佛为心。”

　　许嘉璐：这就是林先生所说的，空气、水和饭和药。

　　张继禹道长：历代的人都在诠释这样一个三教合一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还不在三教对话，是我们许许多多的历代大儒、高僧、高道，在默默的，包括我们许多的社会大众，都在参与到这样一个三教的对话、三教的融合中。就如刚才林先生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有多重的信仰，他来自文化的这样一个影响，通过我们的行动也在促进着三教的融合，构成中国的这样一个“道”的文化，或者说“和”的文化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