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解读三大宗教 汲取佛教方法论助力革命

1954年9月，毛泽东亲切接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右）、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左)
 

　　一、毛泽东重视宗教问题和宗教理论研究

　　对宗教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一定的兴趣，1917年，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迦(即释迦牟尼)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耶酥)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即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毛泽东一生不畏权势，因而对宗教创始人的敢作敢为和创新意识颇为赞赏，他说：“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些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开始提出他的体系时只有23岁，释迦牟尼也只有19岁。”[1](P51)由此可见，毛泽东曾对宗教典籍进行了研读，且掌握了基本内涵和要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深知宗教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宗教问题不只是简单的信仰问题，它不仅在心理层面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整个精神世界，而且与哲学、史学和文学等文化领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所以毛泽东认为：“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认识和研究宗教同样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具备相应的宗教学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有一定的帮助。但建国以后，宗教研究尚不尽人意，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2](P353)为了加强宗教研究，毛泽东在与十世班禅谈话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3](P32)

　　毛泽东关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宗教研究的理念，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没有进入实践层面。改革开放之后，部分高校创办了宗教学系和研究机构，各大宗教也开办了相应的宗教学院来培养神职人员，这一切，证明毛泽东的宗教理论的正确和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毛泽东对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读和研究

　　(一)毛泽东与佛学研究

　　1917年夏，毛泽东利用暑假从事社会调查，在宁乡的一座寺院与方丈就佛教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方丈问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毛回答：“自然有人信它了。”方丈补充说，“第一，宗教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第二，历史上中国的帝皇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毛泽东对方丈第二个论点并不赞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4](P247)这是毛泽东把佛教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说明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对佛教的社会功能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与方丈的谈话中，毛泽东对佛教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表现了认同。曾担任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同志回忆说：“毛泽东曾一再自称他对佛学有兴趣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同志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他真的会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的‘劫’和道家发展观的‘循环论’。”[5](P74)李锐的回忆似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信息：毛泽东对佛教的研究，扬弃了佛教“虚无寂灭”，汲取了佛教方法论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曾对《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般若波罗蜜心经》等佛学典籍进行了研读，特别是对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更为关注。在学习研究之中，佛教的辩证思维曾影响了毛泽东，他在《<伦理学>批注》一文中说：“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也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宇宙的生生不息，大千世界的瞬息万变，皆是“变化”，而把握住“变化”，就是把握了时机，就是掌握了主动权。通过对佛学的研究，毛泽东悟出了“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是社会发展趋势的道理，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

　　佛学是一个庞大、深奥的知识系统，培养专门人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洞见培养专门的佛学人才对于提升佛教界的地位和声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在同班禅谈话时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办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四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3](P31)毛泽东不仅自己研究佛教，还动员佛教领袖开办佛学院，培养新一代有知识僧人，这其中反映出一位领袖的心胸和睿智。

　　在关于佛学的研究中，毛泽东还注意从中提取有价值的文化因子，并运用于社会实践，以此证明佛教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不矛盾。如毛泽东在1955年3月会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毛泽东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解读佛学，从而对佛教的普渡众生——拯救受压迫人民于苦难的献身精神进行了肯定，特别是“为众和”、“为人民解除痛苦”的理念，更是表现出佛教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因此，在对待西藏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从宗教和谐和祖国领土完整的思路提出了具体改革的方案：“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6](P6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西藏最终赢得了团结和稳定，中国人民赢得了和平和安宁。对于来之不易的民族大家庭和睦的局面，我们应该看到其中蕴涵着毛泽东关于佛教研究的真知灼见。

　　(二)从民族政策看毛泽东对伊斯兰教的认识

　　毛泽东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可以通过他的民族政策思想反映出来。

　　中国工农红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特别在路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党中央对全体红军官兵的要求。正是广大红军战士尊重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才赢得了信教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理解和支持。长征结束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1936年5月25日)，宣言中说：“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这一方针政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结束后，为了组建新政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在讨论统战工作相关问题时指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7](P1084)在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问题上，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论阶级，不论部落，不论土司、头人、活佛、喇嘛，不论夷马模(伊玛目)阿訇，不论是什么军队，不论什么派别，不论什么宗教民族，都可以联合共同奋斗。

　　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提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和歧视。”[7](P1092)毛泽东还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实现了。”[7](P1070)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之多，尊重穆斯林的信仰和生活习俗，就打通了理解和交往的渠道，就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支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民族思想和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为共和国建立之后全面实行民族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