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泽东和中国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喜饶嘉措在全国人大会上交谈
(三)毛泽东对基督宗教的认识
总体上看,毛泽东对基督宗教的研究焦点不是哲学、神学、历史,而是这一宗教信仰传入中国之后的各种表现,这一点与他关于佛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异。在毛泽东看来,基督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之后充当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对策。传教、办医院、办学院、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8](P629-630)
针对近代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其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是美国教会的事实,[9](P34)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一文中抨击了美国教会的文化事业:“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用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10](P1506)
1950年,中国教会开展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6](P22)于是,与帝国主义多有联系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教会慈善机构由政府接管,外国教会势力被驱逐出境。
虽然近代基督宗教各派进入中国伴随着殖民侵略,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仍有许多爱国的基督徒同情、支持甚至参加了民族解放事业,如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基督徒支持和参加了辛亥革命;基督教青年会也曾多次掩护过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并参加了抗日斗争和反对独裁内战的民主斗争;在解放区,一些宗教界人士也能积极追随共产党的主张,参加民主政权建设,并做出过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11](P30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的差别成为比较次要的矛盾,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则是一致的,这就是祖国富强,人民富裕,所以毛泽东说:一部分唯心主义者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6](P405)共产党与宗教界完全可能求同存异,结成政治行动上的统一战线。
三、毛泽东对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读和研究的特点
从小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毛泽东,对中国本土宗教最为熟知,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神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绳索”的观念。在革命理论的学习中,毛泽东逐渐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理性地认识到宗教的本质和基本形态。他认为“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宗教的“最初形态有两种:一是崇拜祖先,二是崇拜自然物。”[12](P214)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造诣颇深,因而关于宗教学的兴趣和解读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他对于世界三大宗教,其中佛教研究最为深刻,虽然早年受母亲的影响一度信仰过佛教,但放弃信仰之后仍然表现出对佛教的兴趣,研究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伊斯兰教研究毛泽东涉猎最少,但从对穆斯林的政策可以窥见他已经把握了伊斯兰教的精髓;至于基督宗教研究,由于受政治格局的影响和制约,毛泽东对这一真正涵义上的“西方宗教”的分析仅停留在政治层面,甚至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毛泽东关于基督宗教,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认识”,他论说的主要焦点在于“基督宗教在中国干了什么”,而不是“基督宗教是什么”。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特殊背景,使得这一宗教与中国的政治格局牵扯在一起。为了建立巩固爱国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毛泽东强调要严格区分宗教领域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彻底地打击宗教领域的反动势力,更好地保护广大人民群众自由信教的权利。他在《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一文中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 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因为佛教(包括伊斯兰教)“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20世纪50年代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主要是对阿訇、和尚、喇嘛以和平方式进行改造,并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而基督宗教由于深深打下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烙印,所以要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3](P438)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多次表示要与宗教界求同存异,虽然共产党员“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但“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8](P707)统一战线,民主革命时期是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爱国统一战线。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关于对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读和研究(特别是对基督宗教),虽然有一些政治的“痕迹”,甚至带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但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这些思想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增进国际交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康志杰、陈思先)
参考文献:
[1]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M].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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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竹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陈晋主编:《毛泽东之魂》[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2]《毛泽东哲学批注选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原标题:毛泽东对世界三大宗教的解读和研究
(来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引自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