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方立天教授

　　一、三个重要转折决定我的生命历程

　　我的生命历程1949年是一个转折，1956年是一个转折，1960年是一个转折，大概是五、六年，六、七年一次。这些对我的生命历程影响很大。

　　我是浙江人，浙江中部金华永康市的农村。大家都知道义乌市，浙江还有个永康市，义乌和永康之间隔了一个东阳县，这个地方很重视教育，我就在东阳和永康交界有个叫四路口的地方长大。我1933年出生，上小学期间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所以生活很不安定。日本鬼子经常骚扰我们那个村子，所以小学的时候，学生经常要停课逃难，逃到山区离公路更远一点的地方去。小学六年的学业基本是断断续续完成的。小学毕业以后我进了永康初级中学。这个学校很不错，老师水准都很高。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像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校长是个日本留学的，要求很严格。我在那里学习了3年。1949年的春天，我中学毕业了。

　　1949年浙江解放了。1950年我就到了上海，进入华东税务学校学习。在这里学了几个月我就被留校，在教务科工作了。在教务科没几个月，又把我调到校长办公室当文书。文书是比秘书低一点的工作，主要是收发文件，帮校长起草稿子。文书干了几年，学校成立马列主义教育室，主要学习四门课：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没有老师，就叫我去当助教。我讲中共党史，可是我根本不了解，就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听课，回来后现卖。好在口齿比较清楚，同学们还比较欢迎。联共党史我是一边学习一边辅导。哲学、政治经济学也都辅导过。我很清楚自己，才是个初中毕业生，怎么能讲这些课呢？别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唯有我一个是初中毕业。心里总想有一个到高校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

　　1956年国务院下了一个通知，号召向科学进军，要求各个单位领导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挠青年干部报考高校，要鼓励他们报考。我就拿了这个通知给领导看，领导说你不要去了，这儿不是挺好吗？我说，不行呀，我才初中毕业，我希望有个学习的机会。我有尚方宝剑，他也不好阻止。我就去报考。考什么呀？一个初中生要考大学。本来我在初中的时候，对理科还是蛮有兴趣的，数理化都是相当可以的。但是我没有机会考理工科大学了，只能考文科。文科考什么呀？我就想哲学还可以。哲学是讲辩证法，讲唯物，这可以发挥自己思维的一些长处。我就报了哲学。报哲学考什么学校呀？我不是很清楚的，就报了北大、复旦，往好的学校报呗。至于能不能录取，我也不抱什么希望。

　　但是我考试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据我的条件怎么准备这次考试。首先政治对我没有什么问题；历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课本都拿来系统地学了一遍；语文，我估计题目就是鼓舞大家前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方面的。我准备的题目和后来考试的题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经有了腹稿。最大的问题是要考数学。数学作为参考分。补习高中的数学我是来不及了，不过我考虑初中的题也会出一点。我要是把里边初中的分数拿下来就可以作为参考。所以我就把初中的东西复习好，结果好像差不多，前边的题对我都比较容易，后边的对我来说都比较困难。

　　考试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午吃完饭回到宿舍。那时候宿舍的门都是敞开的，没有安全问题。我一进门，在我的桌子旁边放着北京大学的一个信封。我手一拍，有门了。我被录取了。给领导看，领导说，你是不是别去了？我说很难得，考上了就要去。领导就不好说话了。

　　考上以后赶快回家一趟，因为更远了，要北上了。1956年8月底就兴高采烈的来到了北京。那就是换了一个天地，和我们的干部学校是很不一样的。北京大学无论从它的规模、校园、师资力量都大不一样，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这对我来说是又一个重要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