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方面体现佛学研究轨迹，十五年著成《中国佛教要义》
决定研究佛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困难的决定。大家都知道60年代政治气氛很紧张的，哪有说人民大学一个年轻老师研究佛教的。佛教当时和别的教一样都被说成是人性的鸦片，还跑到佛学院去学习，很多人是不理解的。文革的时候人家就给我贴大字报，为什么你要到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去学习。当时人们的偏见很多的。有人吓唬你，说研究佛教要有很多苦要吃呀，要出问题呀。我把佛教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的对象和内容，有理性的考虑，也有背景成分，有一些我的时代背景，有情感的因素在里边。
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对佛教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只知道它是儒释道之一，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内容应该是很丰富的，值得我们去总结。另外，当时研究佛教的人很少，我这人就喜欢研究少人问津的学科。人少了，你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别人承认。是比较容易取得成果的地方。另外佛教研究困难很大，佛学自古号称为难治。佛学难在什么地方？按照我的想法有三大困难：第一是佛教更注重经验，你虽然了解文字，但是它的含义你不了解，跟一般人用的不一样。他讲的空，他讲的般若，字你都认识，但是它的内涵、精神，你不了解。第二，佛教的思维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样。它是超越的、解脱的宗教，它是通过否定来认识事物的。这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中国儒家谁也没有认为万物是空的。第三是，内容很丰富，它由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僧人创造，历史很久，派别有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庞杂，也带来了研究的困难。各个派别有时候讲的不完全一致的。但是我想，越困难的地方我们越需要去努力，去克服困难，去战胜困难。那你就会有收获。
我研究佛教，就是认为它很重要，对传统文化很重要，研究的人少我更要去研究。正因为它很困难我们更要去努力。我理性上是这样认识的。
另外在背景上，浙江是一个佛教大省，我们那个地方也是信仰佛教的，我母亲也信佛。我记得很清楚，她初一、十五要吃素。所以我从小就对佛教有一种亲近感。我们那个村子的庙是和小学在一起的，教育和宗教并存。学校休息的时候，我们经常从后门就进到庙里去了。庙里供的是观音菩萨，还有关公。
有一天母亲告诉我，你的小名的条子还贴在关公的后面呢。我说什么名字，她说观生呢。观音菩萨生的，怕我生了以后寿命不长吧。后来一想我怎么会是观音菩萨生的呢。所以经常去庙里看那个条。所以从我内心里说和菩萨、和佛没什么距离的。情感上很不一样。我们那还有个黄岩，不知道是不是有的法师知道浙江黄岩，永康、黄岩也有佛，也有寺庙。我们那里有个习俗，男的每逢10岁、20岁、30岁、40等都要到黄岩去拜佛。那一天很高兴呀，半夜三更就要起床。要走好几十里山路，我10岁的时候就去了。我感觉那是另外一个天地，另外一个世界。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想象，模模糊糊、糊里糊涂的一种想象。搞不清楚想什么，大概想的是有人间世界，还有超人间世界，有时候引发自己思考的兴趣。所以我从小就和佛教有这样比较亲近的情感，有这种亲近感。能够进到了中国佛学院去旁听、进修，决定把佛教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大概和这些背景都有关系。否则就很难理解我的状况。
决定研究以后，怎么研究这是一大问题。怎么有效，这和诸位法师不太一样，法师是要实修的，作为学者去研究，怎么取得学术成果，怎么教好书？一方面搞好研究，一方面教好书。教好书和搞好研究形成互动，我是考虑这些问题。当时想到两条是很重要的，第一条是个案研究，研究人物；第二条是对经典文献要进行研究。就是说从微观开始，然后进入宏观，因为我们是学哲学的，要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所以要从微观领域研究到宏观领域。所以我的研究就从五个方面逐步展开。
第一就是对佛教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指的就是对中国佛教思想家的研究。怎么展开个案研究呢？这要搞好思路。因为我们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要从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研究。所以我首先研究了道安，慧远、僧肇、梁武帝、支道林这些重要人物。在这研究当中我又发现，慧远很重要，慧远后来被净土宗奉为初祖，净土宗不是慧远创立的，是善导大师创立的。但他确实提倡往生，所以被追奉为净土宗的初祖。他把佛教中国化，对佛教和中国政治的关系、佛教和世俗社会的关系，以及在理论上有没有灵魂、有没有神，他都做了回答。所以我把慧远的研究扩展为一本书，写成了《慧远及其佛学》这本书。后来到了隋唐，我的兴趣主要在华严宗和禅宗这两个宗上边。因为全面展开很困难。华严崇尚理事关系，那是我们标准的哲学问题。所以我对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进行了研究。写了一本书，在台湾出版，他们还写了书评，认为书写得不错。然后，我对惠能有兴趣。禅宗真正创立者是惠能。我又写了一系列关于惠能的文章。这个都属于个案研究。那么以点带面，通过个案研究会对佛教历史有个宏观的了解。个案研究也比较好切入，因为资料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你可以把资料收全。这个和比较研究就不同，比较研究你两个方面都要了解，了解的各方面资料就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