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学学了5年，但实际上才学了两年半，搞了很多运动。在北大我还被列成右派，成为一个右倾分子，成为粉红色道路的典型。走白专道路是我们党所反对的，提倡又红又专。我不白，也不红，喜欢上图书馆，喜欢看书，所以是粉红色道路。因为对同学影响很大，也受到批判。

　　但是整个北京大学的环境还是挺好的，它有一批第一流的学者、老师，给我上课的老师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就是他给上的，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课。他讲的非常好，生动幽默，逻辑性很强，把很高深的哲学问题讲得非常清楚。我是科代表，科代表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科代表负责把学生的问题收集起来反映给老师，老师要适当地解答。所以和冯先生的接触比别人多。他的气象是很高大的，确实很有学问，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把同学提的问题给他，看到他的书房桌子大玻璃板下边压了一个很大的信纸，是毛泽东写给冯友兰的信。我赶快看了读上两遍。我记得很清楚，信中说，冯友兰先生送给他的书他收到了，很高兴。但是最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做人以老实为宜”。当时我心里一愣，这不是警告吗？我想很可能冯友兰被认为是搞唯心主义的了，搞唯心主义的人大概不太老实吧。警告你要老实为宜。当时感受很多。

　　其他老师的讲课听起来也都非常精彩的。5年期间，我虽然只学了两年半，但是哲学的知识是初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又听了历史系的课，大概听了一年多。先秦、魏晋南北朝都听下来了。在北大我比较注重文史哲这些课程。学了以后对我好处很大。对我从事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北大给我学风的影响，让我在学术上追求高的标准。那些学者著书立说，是我的榜样。无形当中他们人格的感召力，他们的学术追求和理想，给我以很大的影响。这是无形的精神财富，非常重要。对我治学做人影响都很大很大。北大提倡独立思考、自由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北大建校100周年的时候，他们让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北大魂》。北大的精神是什么？北大精神可以归纳为很多方面，但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提倡自由的思想。思想是要自由的，要独立的。自由思想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性的前提。要有思考，独立的思考。这个精神影响了我。北大影响我的还有一条——扎图书馆，我一直是不喜欢在宿舍看书的人，宿舍里的被子呀、枕头呀会影响你的思考。我喜欢在图书馆里，图书馆里看到的是书，是同学们在那里用功。所以我在北大是一个背着书包去图书馆的学生，这也是被评为走粉红色道路的一个根据。这个习惯后来也带到了人民大学。我确实比较喜欢在图书馆里看书，效率和在宿舍里是大不一样的。

　　在北大我的政治状况不是很好，是被批判的对象。甚至到1961年分配工作的时候，我填了四个志愿：青海、青海、青海、青海，表示愿意到边疆去，因为我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临毕业的时候我就又回家一趟，准备告别父母去西北。从家回来的时候，还没进楼，有同学就告诉我，我被分到人大去了。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我认为不大可能。当时人大的地位还高于北大呢，叫人、北、清、师。人大、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的教学规划是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国家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一拨给了人民大学。但后来组织上正式说，你确实分到了人大。

　　后来到了人大以后，领导说我是人大去北大挑来的。我很震惊，这证明我政治上没有问题，学习上也是比较好的。1961年的时候，风气也不太一样了，也缓和了。

　　1961年被分到人大工作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被分到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我的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愿望有可能得到实现，不用改行去教马列政治课了。

　　回顾起来，一个是1949年，我进了上海税务学校进行了革命的锻炼；1956年到北京大学为我进行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1961年到人民大学，为我实现我的理想，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三个转折对我的人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生都是缘分，都是机遇。

　　人民大学要求比较高。到人民大学以后，我记得领导说，第一，中国哲学史要通讲，要从先秦讲到现代。第二，要有个重点，有分工。我就报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因为这一段有宗教，佛教和道教，难度很大，所以别人没有报，我看别人不报，我就说我来吧。

　　工作安排好了，就要实干了。我们的系主任说三年拿不出文章，滚蛋。三年拿不出好文章来是要走人的。这我都记在心里。我想三年拿东西，也就佛教有成果，怎么搞呢？当时我的佛教知识很少，因为在北京大学，冯友兰并未研究佛教。我记得只是由任继愈先生给我们辅导过两个小时。佛学两个小时能解决什么问题？那只是一个很概括的介绍。我当时意识到我首先需要补一下佛教知识，可是上哪里找老师呀？就到处打听。后来打听到一个庙里有，我就和领导讲法源寺里边有个讲佛教的学校，是否让我去听一听？我们的领导还是比较开放的，说那你就去吧。所以我每天早晨从人民大学坐车到动物园，动物园坐车到菜市口去法门寺听课。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这样做。后来冬天很冷，佛门确实很慈悲，院长周叔迦讲，你是不是不要跑了，就在我们这里住吧。现在要住是要钱的呢，那时候是主动的关心你，让你来住也不要钱，我非常感动，这样就住在那里了。住的什么房子我现在还记得，就住在玄奘纪念堂旁边。在那里就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了。

　　这期间我听了很多老师的课，主要有明真法师、正果法师、虞愚、观空法师、法尊法师。周叔迦院长给我开了一个书单，让我读这些书，隔多少天向他汇报，他对我的要求很高。这个期间像传印长老、净慧长老也在那里学习。所以他们碰到我有时候都叫同学。我在那里学了大概8个月，学校就催我回去了。我在佛学院有两大收获：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识，佛教的基本知识，法师们是怎么讲的，对我了解佛教知识有很大帮助。第二是了解了佛门的生活。学僧的学习生活是怎么样的，修行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的为人怎么样。对他们的人格和修养有了直接的体验。这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对佛门有一个直接的、感性的认识。这样使我对佛教的观察角度就不一样了。

　　回到学校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学到的东西转化为研究的资源。我要研究佛教，要拿出东西，拿出成果来。怎么研究呢？佛教的内容那么多。当时有个感觉，我要从研究佛教的个案开始、研究人物开始，从研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教人物开始。我认为这样有助于了解整个佛教的历史。

　　中国佛教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僧人活动的历史。所以我要找重要的佛教高僧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所以我就选了道安和他的学生慧远以及鸠摩罗什的学生僧肇作为我的研究对象。这样我将来可以有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我研究道安，是把道安所有的资料，历史上对他相关的记载，后人对他的评论，统统全部找来，尽可能竭泽而渔，资料上没有遗漏。然后对道安法师进行研究，写出文章。写出文章并不是马上就送去，放在抽屉里，隔一段看一遍，改一遍，要改它几遍。然后送到了最好的杂志去投稿。当时最好的杂志是《新建设》，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我的文章送去以后，很快就通知说要录用。我非常高兴，人生开始有第一篇文章发表了。

　　在那么高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始约你写了。后来我考虑文章总不能只投给一家杂志，有的就投给了《哲学研究》，有的投给《人民日报》，都是顶尖的刊物。要不就不发，发就在最好的报刊杂志上发。后来《哲学研究》发了我一篇慧远的文章，这篇文章还在美国的《中国哲学》翻译了出来。有一次在中国科学院开会，有一个搞西方哲学史的老先生说，解放以来，咱们国家就有三篇文章被美国《中国哲学》杂志翻译过去，有侯外庐的一篇、还有谁的一篇，还有方立天的一篇。我就坐在他后边，他不认识我。旁边的人说，方立天就坐你后边呢。他回过头说，哦！这么年轻呀？这时心里有很大的充实和满足。

　　这实际上是到了1964年左右了。这时到人大已经三年左右，我有了文章，就不用走人了。但是很遗憾，这时开始要“四清”去了，就中断了研究。我被安排去了北京郊区，就是现在的龙泉寺附近，西山农场，就是现在学诚法师那里。1966年就“文革”了。1969年我被下放到江西，一直到1976年才回来。到了1978年，人民大学才复校。我1969年下放，1972年回北京被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我又回到人民大学，才又开始重新研究佛教。

　　这就是我讲三个转折决定了我生命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