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学长老尼的抗战记忆：哪肯屈服 终日投身抗战救护
慈学长老尼（摄影：徐上杰）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为导火线，日本人对我国疯狂进攻，发动一场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战火的硝烟染污了我们祖国大好的河山，也染污了佛门清修的境界;战争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我们出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日本人所到之处，明目张胆地杀人放火，残忍连妊娠与小孩都不放过，甚至是佛门圣地也随意践踏。我生不逢时，生活在那灾难深重的年代，亲身经历也饱尝了战争的恐慌和摧残，真是永生难忘!
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铁蹄很快践踏到了中原，战火的硝烟迅速蔓延到了武汉。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武汉三镇的空中盘旋，有时候突然间飞机从空中扔出几个黑乎乎的东西下来，落到地面的时候火光四起。后来听大人们说，那黑乎乎的东西叫炸弹，落到地面爆炸时震得人耳朵发聋，接着就倒下一大片房屋。老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苦不堪言!
那时候我只有十六岁多，正在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女众部(八敬学院)读书。佛学院的房子是一个大资本家捐的，房子好高大，一口檐的，在当时要算得上是顶好的房子了。
那位大资本家捐这栋房子的时候，太虚法师原本打算是修养老院的，后来汉口佛教正信会创办的女子佛学研究部刚刚停办了，太虚大师想借武昌佛学院的力量，办佛学院的女众部培养比丘尼，就把那栋房子改为办佛学院用，起名为八敬学院，期待比丘尼能行持八敬法，让正法久住。
八敬学院在汉口王家墩，那时候是郊区，周边都是菜农，离城市中心蛮远的，附近是王家墩飞机场。日本人侵略武汉的时候，每天用飞机向地面丢炸弹，就是想炸掉这个飞机场，我们佛学院跟飞机场蛮近的，住在那样的地方，哪里能安心读书啊!
为了预防日本人轰炸，武汉抗日军团组织了大量的空军保护老百姓，发现飞机要来，就紧急拉响警报，提醒市民躲避。
小时候我不懂事，不晓得战争和炸弹的危害性，听到拉了警报，就知道是有飞机要来了，不仅不去躲还好奇，心里想到要去看看飞机是个什么模样，一个人总是偷偷地往楼顶上跑，为看飞机跑上楼去了好几回，但总是被发现，被赶着下来了，一回也没有看到飞机，为这事还挨了一回打的。
日本人的侵略一刻也没有停止，时刻都在发生，抗日军团的反击也时刻没有松懈。
记得当时是夏季，我们八敬学院正好在举行三个月的结夏安居。因为飞机场附近经常丢炸弹很危险，法师们说只好作法移居，让大家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学生们都要回到自己的寺院去，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寺院，比较安全，因为城市中心日本人是不丢炸弹的。
同学们差不多都准备要走了，但我不肯走。我想的是要在佛学院读书。为了来读书费了好大的周折，找了一些人说好话要求，我师父才让我来的。现在如果回到栖隐寺去，我的师父一定又要叫我继续去当照客，做杂事。想到战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开学，即使开学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再来读书。
正好当时有个因缘让我有借口可以留下来了，就是寺院里有个瞎子婆婆，双目不见，办佛学院的时候装修这栋房子，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送到庙里了，听说是出过蛮多钱的，做了蛮大的功德。当时寺院就承诺她在寺院养老送终，她也就指望着这一生的后事都由庙里管。
瞎子婆婆一个人无儿无女的，也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托付的人照顾她。她的钱已经交到庙里了，哪里想到遇到这残酷的战争呢?她现在既没有可以投靠的亲友，又没有人照顾她。我本来是不想回到师父那里去，就借口说留下来照顾她，陪伴这个瞎子婆婆。法师们听我这样说，也就同意我留下来。
就这样我被留下来呆在佛学院，最高兴的是寺院里清净、有佛菩萨，还可以看书学习。但是平时很多人住在一起读书的佛学院里，宽大的寺院里，一下子看不到人了，说实在的我心里还是蛮虚的。特别是看到我们栖隐寺来上佛学院的几个师兄弟们都回去了，心里更是不好受，还担心怕她们回去了，师父看我没回去，既怕师父生气，又怕师兄们回去说七说八的，总而言之我心里蛮复杂的。
同学们都走了，我收拾了一个合适的房间与瞎子婆婆住到了一起，一方面是有个伴可以互相照应，另一方面说真的那么大的地方，特别是到了夜晚，我好害怕啊!
在佛学院附近有许多的抗战空军，飞机来了他们就负责拉警报，每次警报响过之后，我就赶紧牵着瞎子婆婆往外走，找地方躲。有一天正牵着老人家往外走，竟然被一位军官看到了，这位军官就对手下人说，看这个小师父牵个瞎子婆婆蛮可怜的，你们要想办法给她们弄个防空洞安住下来，不要跑出跑进的，这样好危险的!
栖隐寺的同学们回去后，我的师父看我没回去，问明了原因，师父就不放心，叫我大师兄来接我回去。我想我是可以回去的，但我要是走了，这瞎子婆婆怎么办呢?我答应了法师们的，说留下来照顾她，就应该守信用，那是一定不能丢下她，自己一个人走的;想到这里的种种危险，又想到她孤独一人，怎么生存呢?生活起居都很困难……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留下来，照顾这个可怜的瞎子婆婆吧!
我的大师兄看我坚决不肯回去，也看到瞎子婆婆实在可怜，没人照顾，就找了一个种菜园的爹爹，在菜地的埂上挖了个洞，刚好能够容得下两个人的一个洞。洞的上面放了一些菜地里用的木板、柴禾搁住，支撑起来，还在上面放了两棵树压着。
这个洞就给我和瞎子婆婆当防空洞用，警报拉响了，我就赶紧牵着老人家到防空洞躲避一下。听到飞机嗡嗡地飞过去以后，我又牵着老人家回到佛学院来。
像这样每天躲飞机丢炸弹的日子过了很久，还是那个空军军官，同情我和瞎子婆婆的处境。有一天亲自来佛学院，关心地跟我说，小师父你们不要去那个防空洞了，很危险的，一阵大风雨就能淋倒的那些木板柴禾架子，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还能躲得过炸弹吗?以后他就叫他手下的军人们来，要我和瞎子婆婆一起到他们军人的防空洞去住。
军人们的防空洞好大的，抗日军团里的军人都住在那里。军人们都不是武汉本地人，也没有带家眷，在军团里头有好多女子，那些女子用现在的话说就叫三陪女吧，整天陪侍那些军人享受，在那样危险的环境里，还有心思花天酒地、跳舞唱歌、及时行乐。
那时我年龄不大，在寺院里呆久了，整天陪伴青灯古佛，看不惯他们吃喝玩乐，更看不惯他们轻薄的行为，总是把老人家送进去了后，自己就跑出来，飞机不丢炸弹了，再进去接瞎子婆婆回佛学院的房间来。
那样战火纷飞的环境，真是好难啊!出家人就更难了!国难当头，教难深重!
在这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在延安通电全国，要求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家卫国，一致抗日。
我们的佛教领袖圆瑛法师、太虚大师极积响应毛主席在延安的号召，带头主张抗日救亡。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太虚大师正在庐山东林寺专心著述，但大师忧国忧教，于1937年7月16日在庐山通电全国佛教界，号召佛教界应该积极做好准备，应对这场劫难;号召佛教徒，要团结起来，极积投身抗日救亡中去。
太虚大师的电文后来刊发在《海潮音》第十八卷八月号(1937年8月出版于武昌)，电文大意这样说：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1、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确保人类和平。
2、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
3、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
电文最后说“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我体会太虚大师电文的意思，第一条是恳切希望佛弟子：国难当头要修持佛法，倡导和平，不忘佛弟子的本分事，以大智慧观缘起，以大慈悲解灾免难。
第二条是希望佛弟子：要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团结起来奋勇护国。
第三条是希望佛弟子要做到：修行不忘国难，要投身抗日救国，救死扶伤，即使不能上前线也要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宣传等工作。
1938年7月太虚大师指示汉口佛教正信会举行祈祷世界和平七七(49天)法会，为国家祈福消灾，为人民祈福消灾!
从太虚大师的主张，特别是电文的三条主要内容，可以看得出太虚大师的菩萨情怀和佛子本色!
日本人侵略时期，汉口成为重灾区，佛教界的领袖和大德法师们，极积响应圆瑛法师、太虚大师的号召，积极抗日。汉口佛教正信会李基鸿会长和罗奉僧、钟益亭副会长等人组成救护队投身抗日。李基鸿等居士还集资购棺木、买担架、雇劳力，组织一切力量抗战，真正显示了佛教牺牲小家、保卫国家的菩萨心肠。
三佛寺的大鑫和尚，后来是宝通寺的方丈，把三佛寺的青年比丘组织起来，成立了武汉佛教抗日救护队;归元寺、宝通寺都相继组织了青年比丘，参加武汉佛教抗日救护队。这个救护队最后挑选了一百多位身体强壮的比丘大僧参加，汉口香山寺的海镜大和尚是救护队队长，亲自带队与抗日军团的军人们一起上前线支援抗日，佛教界的僧人为抗日、为保护家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栖隐寺在六渡桥，是武汉的中心，属于比丘尼道场，考虑到比丘尼不方便参加抗日救护队上前线去，就组织成立了一个抗日护理队，负责护理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员。我师父把汉口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请到寺院里来，教中青年师父们学习护理知识，演习包扎伤员。
那时我还比较小，只有十六岁多，师父们演习包扎伤员的时候，就把我当作伤员作试验，让我躺在木板上，在我的身体上演习包扎。一天下来要在身上缠好几次的绷带，拆了缠，缠了拆，反复地做试验。
我好不懂事，看他们这样折腾我，心里不耐烦，很生气，说你们光缠我一个人，应该换个人来缠。他们说你身体瘦个子小，好缠些，他们还教育我，说出家人要听话，要爱国……
日本人在武汉丢炸弹，炸死了不少的人。佛教正信会的李基鸿(子宽)理事长，遵从太虚大师指示，号召武汉四众，启建仁王护国法会，他发慈悲心做了上千副的棺材，把我们栖隐寺的大殿都堆满了，过道上也放满了棺材。救护队里的人都是随叫随到，只要发现有人被炸死了，就帮忙收尸体，装进棺材抬到我们栖隐寺的殡仪馆来准备火化。只要是抬了人来，我的师父安排栖隐寺的师父们，为炸死了的人擦洗身体后再火化，并安排师父在殡仪馆，整天轮班为死人诵经作超度。
日本人的飞机不停地往地面丢炸弹，经常有人被炸弹炸死了，只要是救护队的人发现了，就会装进棺材抬到栖隐寺来，我们寺院的师父们没日没夜地守在殡仪馆诵经。有一次我连续熬了三个夜班，实在困了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他们叫醒我的时候，我一看睡在死人的尸体上，吓得半死，回来后发烧好几天。想起这些，日本人真是惨无人道，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啊!
听救护队的师父们说，他们收尸的时候，有时收到的死人，离栖隐寺的殡仪馆太远了，实在抬不回来，只好抬到附近的郊区去挖个土坑埋了，遇到紧急情况警报一拉，炸得很厉害，就先躲起来，炸过之后再抬走。
师父们还说，抬死人去埋的时候，时间紧迫又怕炸弹来，只能挖得很浅，刚好把死人埋进去，盖上一层薄土就算了。
极为悲惨的是到了后来棺材越来越少，敌机轰炸次数越来越多，被炸死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眼看着棺材快没有了，到最后只得将死尸无头的、缺胳膊的、少腿的合起来装进一幅棺村，以装满(其实无一整尸)为原则，送到郊区掩埋。
战乱的年代，到处都是狗子，这些狗子大部分都是资本家养的。因为战乱，资本家们有钱，为了保命就自己先跑路了，丢下这些狗就成了野狗。野狗没人管，也没有吃的，饿极了就去吃人的尸体，郊外埋死人的地方，基本上成了野狗的餐厅，想起来很可怕，惨不忍睹!
八年抗战武汉沦陷七年，武汉三镇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的蹂躏，侵略者的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日本人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面对横行霸道的日本人，不屈不挠的武汉人民以及佛教界、广大佛教徒，积极投身到全民抗战运动中，极大地彰显了爱国抗日的满腔热忱。
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日本人侵略武汉的时候，经常去动员武汉三镇各大丛林寺院的诸山长老们，企图成立一个由长老们出面牵头的、实为日本僧人领导组成的所谓“东亚佛教会”或“日中友好佛教联合会”。
但是，日本的诡计，武汉三镇的高僧大德们哪里肯服从!如归元寺的通林、续莲，宝通寺的问贤、博雅、源成等;莲溪寺的体空、东昌等，古德寺的龙波、仁玉等，;三佛寺的大鑫方丈等，这些大德方丈们私下约定好，异口同声地表态，说我们出家的目的是为了要“了生死、成佛道”!修行要超出三界，脱离轮回，必须闭门苦修。既然割爱辞亲遁入空门，成立个什么会，加入个什么组织，不在出家修行之内，一定会影响修持的……师父们拿这些话为借口，智慧地谢绝了日本人的要求，避免了佛教受日本人的控制，使日本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未能得逞。
武汉佛教界的前辈们，在抗日战争中不但保持了民族气节，也保持了僧格，更可贵的是保持了国格，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未完待续)
(慈学长老尼 口述/印宗法师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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