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儒基督学者对话:化解当代人的心灵危机

　　许纪霖：我本来期待听到来自基督教的声音，结果却听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回声。接下来，还是请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诊断一下当代人的心灵病症吧。

　　成庆：我的学生对佛教其实都很熟悉，但对佛教的印象都来自流行文化，比如电视剧《西游记》等等。佛教在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眼中沦落到这个地位，当然和它看起来没那么洋气有关。佛教的另一个问题是它的智慧是很难把握。现在的学生可以把佛教的教义倒背如流，但对于佛教如何看今天的社会和时代，他们却不清楚。不清楚的原因是佛教的义理的确比较难。比如说刚才两位老师都是在二元的架构中谈问题，我们平常所习惯的思维方式是二元的，例如主体与客体、自我和他者、神圣和世俗。禅宗有一句话，“道就在疴屎拉尿之间”，也就是说神圣和世俗对于佛教来讲也就是彼此彼此。因此佛教的思维从一开始就同二元化的思维不相合，即使把佛教典籍倒背如流，也根本不知道如何用它来诊断我们的内心精神世界。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当我们试图用佛教去诊断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时，就会出现一个阻碍：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最熟悉的宗教，却也是最陌生的宗教。

　　佛教同基督教和儒家相比，要超脱太多。从佛经的角度讲，佛教很少对某个特定时代的问题提出诊断。佛教喜欢用比较简单直接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道理把人心中所有的问题马上去掉。因此它谈问题的角度不是从历史出发。佛经中对于时间的描述都是无数的“阿僧衹劫”，这是一个数都数不清的时间概念，这个时间概念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对于佛教徒来说，不值得对自己所在的时空做出诊断，所以佛教就显得和整个现实社会不相合。

　　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学生对佛教感兴趣?那是从这个时代的病症所谈起的。比如说现在的学生离不开手机 和社交网络，而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对一种东西的观察和感受陷入一种执着，到了念头深处的时候，那就会产生烦恼。对于佛教来说，不管是对于世俗还是对于神圣的执着都是错误的。执着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病症。而如何对待这种病症，我觉得不应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谈，而应选择返回到内心。

　　陈赟：文瑾把今天的问题归结为经济理性，其实不如归结为这个社会的统治技术。如果把问题都归结于经济理性的话，那就没人对此负责任了。结果问题导向何方，我们就不知道了，大家就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再找原因了。把一切归于命运，这和儒家的立场很不一样。

　　刘文瑾：我们现在这个经济理性是非常强大的，然而我们认为自己理性的时候，但并非总是理性。我们的理性是非常强大的，但是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情感却是非常脆弱的。这个社会，伴随着竞争，就会有仇恨、嫉妒，还有失落和焦虑。怎样面对这样一个竞争的社会呢?

　　陈赟：孔子为天下弘道，这是一种执着吗?如果对神圣和世俗以及整个世界去执之后，我们将落身在何处呢?从宋明以来，儒者一直思考这样一个关于佛教的问题。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去执也有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我们的人伦和日常生活。即使我们要去执，那么经过迂回后我们还是会回到日常的生活和自己当下的存在中。如果是这样的结果，我为什么要通过迂回的途径达到这一点。是不是有直接的途径?比如说当我们面临死亡时，才知道生命的可贵。但是对于一个没有看到死亡的孩子，他不是活得更好吗?当然“孩子”在中国哲学中有特定的含义，在这里暂时无法展开。我们不需要把东西虚无化才能肯定“有”。我们不需要把死亡当作问题提出来，才能肯定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另一种肯定生活和责任的方式，这就是儒家之道。虽然佛教为各个政治体所需求，但是它从没有提出一套解决方案。而儒家则提出了一套和它修身方式相契合的方案。在儒家看来，人是生活在政治和社会当中，因而对政治生活的筹划也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只要把我们的执着去掉之后，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所以儒家具有综合的立场，既强调社会政治的一方面，也强调自己对自己的责任。这是家国天下的连续体，自天子以至庶民，一皆以修身为本。衣食住行，处处都是有学问的。当左脚迈出的时候，意念就在左脚上，当右脚迈出，意念就在右脚上。吃饭的时候意念就集中在吃饭上面。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执着，然而它却是一种避免这个社会机制对人的消耗的有效方式。要避免这种消耗，那只有聚精会神。以敬重、庄严和不苟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对待每一句话。你使用精气神的方式成了你畜养精气神的方式。有一些干练的学者，虽然处理很多事情，为什么看起来比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精力更为充沛，这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执着。为什么要执着，就像问为什么有情感。有一句话是“最上无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情之为情，正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特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去除呢?还不如加以肯定，合理得对待情。这种方式是不是更为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