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法专家刘澎:应自上而下制定共和国宗教法

　　立法有几个具体问题要考虑，一说立法，有人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就挺好，宗教是人头脑里的东西，立个宗教法，管得太宽了，这个法不能立。这是一种意见。还有一种意见，现在没有宗教法，我们可以随便管，有了宗教法，宗教倒是管住了，把我们也管住了，弄不好宗教信徒还可能起诉我们。所以管理部门心里想现在这样挺好，担心立法。之所以担心立法是害怕立法对自己不利。

　　另外两种人正好相反，要立法。管理部门想，没有法，我怎么管?管理于法无据，立了法，管起来容易。宗教团体和信仰宗教者希望有一个法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这四种意见归结在一起是两个利益：立法究竟要对宗教信仰者好还是要方便政府管理部门;是立一个宗教自由保护法还是立一个宗教管理法。大家都说立法、都讲法治，实际上指的不一样。

　　我认为宗教要立法，这个法主要是保护公民信仰自由，保护了公民信仰自由也就维护了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实现了和谐，从根本上有利于国家。宗教法除了要保护公民信仰自由，还要明确政教分离。政教分离以后，责任权利说清楚了，谁有问题依法办事。现在有了事情说不清或者不说，很难办。所以宗教法不能立成宗教事务管理法。立成管理法很容易，把各部门规章制度叫成法律就得了，但这不是法治，是儿戏。因为宗教立法涉及到管理部门的利益，管理部门负责人提出一个说法，“现在大家认识不统一，没有共识，时机不成熟”。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利益对立，当然难有共识。但是不是因为没有共识就可以不搞法治了呢?当然不行，我们还是要坚持法治。

　　如果要立法，立什么?我们得把空白填补起来，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作为宗教的基本法，有了这个，我们才能往下谈。宗教法有了，其他法律中跟宗教法相抵触的怎么办?可以以宗教法为准，后法优于前法。另外明显歧视性条款要消除。宗教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团体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十七大、十八大都提到这一点，发挥宗教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从中央来说，没有说宗教不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问题是怎么发挥作用。没有法律，没有进入社会的路径，没有制度保证，没有安排，没法发挥作用。我们还签了一些国际公约，对外的承诺要与国内法一致，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

　　宗教立法这个事情需要多长时间?有没有时间表?没有时间表。这个事本应由国家来办，可政府不主动办，当然就没有时间表。但不等于说政府不办这个事就永远不办。民间在办、老百姓在办，有人在说、有人在写，什么时候能搞成不知道，但不能说这个事永远没有希望。如果我们今天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然不会有进展。

　　现在是什么情况?不同人站在不同角度，为了各自目的在谈宗教法治。有些人想通过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还有些人是出于管理的目的，想用法治的办法强化目前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无论如何，从正面理解，都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开始来讲法律或者宗教法治了。原来说对宗教依法管理，没有法怎么搞依法管理?逻辑不通。

　　最后是结论，我国宗教信仰者人数不少，宗教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涉及到国家、社会各方面。解决宗教问题不能靠政治、不能靠高压，还得回到法治，没有法治，问题不能解决。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法治国家，总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法治国家(宗教例外)”吧?我们的任务是把“(宗教例外)”去掉。怎么实现这点?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让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发表意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共识是相对的，绝对的共识不存在，但如果不讨论，永远没有共识。我就讲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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