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源老和尚:习仲勋下死令保护六祖真身舍利

佛源老和尚 （图片来源：资料）

　　五八年云门寺传戒，我被划成右派，不能再回云门寺，放在南华寺劳动改造。当时云门寺是一心法师的徒弟雪珍作造反派，把德修师也集中到南华寺改造。云门寺方丈楼老人在时，留有一对小花盅，是在重庆做法会时蒋介石送的，想留下作纪念。还有两只玉器盘碟，据说是南汉时传家宝，我离开时都被人拿走了。

　　雪珍多次逼我，说我房内有黄金，但那时只有命一条，由他们批斗。雪珍是长沙人，一心是云南人，一心在国民党当过兵，后来在湖南出家，故雪珍拜他为师，两人来云门寺住。

　　政府不会用一心法师这样的，但雪珍因是穷人出身，斗人非常积极，据说云门寺挖出的金银他也得了些，不知究竟怎样，反正他当权了，可以为所欲为。

　　那时有一个二三十岁的尼姑，据说是别人的小老婆，比雪珍大十岁左右，雪珍与她结婚后，同到茂名当工人去了。在文革中他又当造反派，连解放军都敢斗，所以云门寺被他糟蹋得一败涂地。

　　经过文化革命，云门寺只留下徧印法师、光尧法师、宽宏法师三人，田地山林全部被侵占，经书佛像更全遭毁坏，真是一场浩劫。

　　我与本焕和尚五八年在武汉学习，他在五台山时做过当家，招待过日本人。那时共产党在五台山打游击，遭受过日本鬼子的残杀，故本焕被认为是反革命。回到韶关，在大鉴寺开会，当即被逮捕。后来在黎市监狱判刑十五年。我被放在南华寺由志真、得众管制改造，每天搞重体力劳动。

　　五八年全国开始过粮食关，一片饥荒，每人一月十八斤粮，半斤油。南华寺积有粮食，就是不准多吃，大家肚子都很饿。我们一天到晚搞劳动，犁田、耕田、挑粪，有时还要开夜工，肚子饿得更厉害。

　　寺内有位宽妙老尼师，在大殿作香灯，总是把她自己的粮食省些给我吃。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搞运动。北京佛学院搞得更激烈，有的学僧写了老和尚大量不堪入目的大字报，一时乌云黑雨，铺天盖地，比十级台风还凶。

　　老和尚的名声由高僧变成了狗屎堆，而我们这些人是狗屎堆里蛆一样，哪有放过的。所以，除强迫劳动外，经常要挨斗，要写坦白书、交心书、悔过书、检举书等，但我是最顽固派的。

　　到了三月底，早茬禾秧快栽完了，一天我正使牛耙田，有人叫我回去，说法院的同志找我。法院的人见到我，就拿出一张逮捕证，要我盖指印，说我有罪，要逮捕去坐牢。

　　那时哪里由得我，他们抓住我的手在逮捕证上盖了指印，手一扣就把我带走了。当时我一身泥水，到南华寺藏经楼拿了一套换洗衣服就到了马坝派出所。

　　当天睡在地上，次日开始拉肚子，就送到韶关韩家山看守所，住在一间监房内。监房上下通铺，一人挨一人睡，睡了十多人。房内有一小便桶，每日放风一次，大家上厕所大便，不许讲话。

　　收完风回到房里糊火柴盒，每人每天只有四两米，用四方形的瓦盅蒸饭吃，每日两顿，据说每顿是二两米，根本吃不饱，人一走动就头昏眼花。

　　那时正是过粮食关，我们这些监牢鬼子哪有吃饱的，但又有什么好说的呢?除了糊火柴盒外，还要写坦白书，有的犯人还经常被提出去问话。

　　但我这个犯人到底犯了什么法呢?说我跟老和尚到北京告了公安局，到五台山是了解情况，做和尚是搞封建迷信，是过剥削生活，是从劳动者变成了剥削阶级，是寺院内的上层剥削分子，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所以要改造，只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死路一条。

　　就这样，不久我又从韩家山转到芙蓉山搞劳动，每天挑沙担砖运石，修劳教场。有时到五里亭扛竹子，有一段时间两脚脚后跟不能落地，一落地脚根钻胸的痛，走路也得两个人挟着走，否则寸步难行。

　　但是什么痛呢?两脚不红不肿，与好人无二，所以别人说是装病，是偷懒，认为不老实，不想劳动改造。真是苦上加苦，苦不堪言，不知是什么业力造成的。

　　那时候罗居士常来探监，但见不到人。老居士在广州，知我肚子饿，买了芝麻、黄豆、糯米、白糖等做成饼，送到韶关刘宽培家，请刘宽培老居士送到监狱。

　　刘居士有女儿是法院陪审的干部，她反对刘居士来看我，刘居士说：“佛源是个好和尚，怕什么?谁敢抓我，我就去坐牢，与佛源和尚住在一处。”这样，她的女儿也不再反对她来送东西看我。

　　六一年中秋后，看守把我叫去讲话，说政府对我宽大，释放回南华寺，但以后再不要搞封建剥削。看守所为我雇了一辆人力车，连人带行李送到火车站后面的刘宽培家。

　　那时我已像活鬼，骨瘦如柴，路都走不稳。刘宽培见我释放了，很欢喜，拿出月饼给我吃。

　　次日回到南华寺，一进禅关，见到宝林山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我又回南华寺，是六祖大师保佑我不死而归，真是第二次生命啊!

　　回到南华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仍需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不管身体怎么样，轻劳动还是要干的。

　　过年前，全寺搞清洁卫生，那时我已得了水肿病，两腿肿如水桶，行路无力。搞卫生时，用人字梯架在韦驮殿，我先上去，梯子两边一摆，便像木头一样直落下去。

　　由于身体水肿，我那时又重又笨，两脚直立落地，右脚踝骨内骨折开，痛如刀割，在地上打滚。因未破皮，未流血，外表看不出来，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

　　常住就用牛车把我拉到马坝卫生院看骨伤科，谁知医生粗心，只用酒擦了擦，抓住脚摇了几下，便在脚上敷了点药了事。结果几天后仍然痛得难受，半个多月仍不见好，便到韶关大鉴寺住下。

　　上后街找一位跌打医生医。那时何慕珠小姐在那里学骨伤科，她的舅父莫国雄，是韶关旧社会时的政界要人，所以何小姐也是得不到社会温暖的人。

　　那位黄医生见我骨折已二十多天，裂开的骨头已长上新肉，要开刀，不然始终医不好，医好了在阴雨天也要发痛的。乳源县的江桥居士知道了，把我偷偷接到乳源来医。

　　江桥是泥水工，云门修祖殿时皈依我的，我在芙蓉山劳改时，他也遭迫害在劳改，所以他心里很不平。以后他在家找草药医跌打，但他家来往的人多，怕人认识我，就让我寄住在袁居士家。

　　袁居士是地主成分，虽是老中医，却无人找他看病，所以他家很清静，我住在楼上，根本无人知道。

　　大约住了半个月，我每天诵《地藏经》和《地藏忏》，很快就读熟了。从此我每天背诵一遍，直到现在从未断过。

　　但脚没有医好，不过勉强可以走得了，于是就回南华寺，照样参加劳动。一年到头，风雨不休地上山下水劳动。

　　当时我和庆云师放牛，他比我大二十岁，出家早，家里穷，是新化人。新化是湖南的穷山区，以包谷红薯为主食，农村多土匪。

　　他小时候家贫无生活，曾给土匪背包袱，运动中他“交心”时主动交待了，结果认为他当过土匪，就被戴上右派帽子，放在南华寺改造放牛，有时就在房内诵《涅槃经》，很是守规矩，袋子里常放些糖果饼干与人结缘。

　　但他也有一个错误的感觉，说是出家很孤苦，好像无亲无故，无人照顾，尤其是没有女性为情侣，所以只有孤凄而没有温暖。

　　有次我问他：“你老人家出家几十年，有何境界?”他说：“越老越觉孤凄，功夫不得深入。”后来他要求回新化老家，不知他结局如何?真是可怜，出家这几十年逃不出阎王的手。

　　每天放牛时，我身上总是带把刀，披荆斩棘，有时还带把锄头把草地弄好，牛难上的地方用锄头开开路，牛好上下，人也好走。宝林山顶牛场一带都有我和牛的足迹。

　　收牛时不是带一捆柴，便是带一捆草回来给牛吃。把南华寺的牛养得特别肥，母牛每年都产小牛，所以南华寺每年都有牛出卖。牛仔长得好，个子大，个个喜欢。

　　农忙时，我是要参加田里犁耕，割禾插秧都少不了，晚上也要去果园值班守果子。

　　那时南华寺有几亩蜜桔，几亩南华李。南华李上半年熟，蜜桔下半年熟。三十多亩水田，两亩甘蔗，几亩花生，生产搞得比农民的还好。

　　所以，每年立秋后农活非常紧张。花生收了还要种晚稻，花生苗斩断，沤在田里做肥料。花生头挖了用牛车拉回南华寺，排在各个厅室，晚上大家都去捡，捡了过秤评工分，按工分计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