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安说，大家都认为兴教寺是因为西安申请遗产保护而遭到拆迁，认为文物古迹会被拆除，甚至供奉唐僧玄奘的塔也会被拆除，但是随着媒体的介入和报道，国家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确实已经将拆除的范围缩小，这样一来问题的性质，就已经转变成为了因申遗而拆迁部分违规建筑的合情合理。

不过，他表示，现在被重新列入拆迁范围的建筑主要是僧人们的宿舍和食堂，这些正是他们坚守寺院的物质载体，生命延续的保障，一旦没有了僧舍、浴室、卫生间、灶房和斋堂，也就意味着僧人们不能在寺院里生存，所以兴教寺拆迁性质的第二个转变就是驱离所有的寺僧，而这被忽视的转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近日来，西安市相关部门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以保护兴教寺内玄奘法师等三位唐代高僧的舍利塔为名义，意欲驱逐僧侣，隔离僧塔，强拆僧舍，侵夺寺产。这样的行为无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严重违背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如果仅仅是打着保护“文化遗产”的旗号，以敛财为目的，强行将寺、僧、塔分离，这就是将人文精神和建筑载体完全割裂，将人文价值同历史价值完全分离，这样“设计”出来的所谓“文化遗产”不过是抽掉了脊髓的 “文化产业”。

寺院僧侣以及中国佛教协会都曾通过不同渠道表示反对拆迁，其诉求多基于相关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坊间对拆迁举动的激烈反响，除了担心申遗带来的景区改造，以及接踵而至的商业化渗透外，还对寺庙文化有着特殊的考虑。可以说，从一开始，对其关注就和往常的拆迁话题不尽相同。

与寺庙建筑命运的关注热情相比，围观者对活动其中的僧侣则有所忽视。如果说，进入拆迁规划的建筑是维系寺庙文化整体性的硬件，那么，在此修学、生活的僧团则是维系这种文化景观的软件。他们能否延续在塔下的生活，对兴教寺的文化整体性至关重要。

为什么同样是面临申遗，同样是面临申遗规则中的“原貌不被破坏”原则，对于华山申遗和兴教寺申遗（实际上是“丝绸之路申遗”项目其环节之一），官方却持有截然相反的见解？即面对世遗意见，华山坚持不拆，而兴教寺则被纳入了拆改计划。

把一处千年来基本香火不断的因僧而活泛的宗教场所活生生给扼杀，成了不啻为出土文物一样的秦砖汉瓦，那么又何谈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呢？难道世遗组织就只是收买死魂灵的掮客，是以贩卖各国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来积累自己保护基金的商人吗？

“文革”时僧人被驱逐，全国各地的佛道教的寺观被文革部门接管。文革结束后提出落实宗教政策，将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的寺观全部交给佛道界管理使用。可是，文物部门拒不交出，直到现在仍然占用着。人们会问，文物部门占据几千所寺观作什么用呢？

历史上佛道教的寺观，其本质、职能和功用就是进行宗教活动，是宗教活动的圣地和场所。那么文物部门占据如此众多的寺观为什么不交给佛道教呢？

法门寺被圈禁了，兴教寺要强拆了，一位位智慧长者被顽劣稚童套上了镣铐，再剃个阴阳头，以面目全非的宏大叙事和怪异造型为自己护佑了千年的子孙招徕钱财。在这场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中，经济繁荣摒弃了道德情操、绝对权力脱离了制约牢笼，有关部门沦丧了公信、专家学者出卖了灵魂。在西安，佛教的围墙成了一道佛弟子们听了为之伤心、见而为之落泪的“哭墙”！

四月以来，民众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此事，力图保护兴教寺不受商业运作染指。同时，大家也一直呼吁希望文物和宗教部门、政府与寺院能够通过合理协商来解决问题。

宗教、文物部门怪异嫁接，企业身影鬼魅般若隐若现，兴教寺命运风雨飘摇。看起来，一个部门分饰多角、一人身兼多职的现象，似乎已经成了西安“以佛教为经济抓手”的发展道路上的独有特色。

劫难，并没有让兴教寺忘记众生。风雨飘摇中的兴教寺，依然睁着最亮的眼、怀着最热的心，为雅安祈福。于一份危难中祈祷化解另一份危难，这情怀是何等悲壮、又何等耀眼！佛弟子们相信，心即世界：只要人间有爱，雅安必将涅磐重生；只要佛子心中信仰不倒，祖师道场定能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