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讲到安西有两所汉人住持的佛教寺院，其中一所名为“龙兴寺”，由一个名叫“法海”的僧人任寺主。这个法海，虽然是汉人，却出生在安西。

　　长安三年是公元703年，而慧超于开元十五年(727)到北庭安西。从上面两条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法海生于西域，在西域出家，后到长安参学。长安三年(703)，曾以北庭龙兴寺都维那的身份参与义净译场，后又回到西域，727年左右任龙兴寺寺主。慧超称他“学识人风，不殊华夏”，想必与他的这种经历有关。法海的这种经历，对我们研究当时西域移民文化的形态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再次是汉文佛典的影响。敦煌遗书中数量最多的是汉文，其次是藏文，此外还包括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诸多文字的各种文献。其中有用藏文音译的汉文文献，也有原典为汉文，但已经翻译成其他文字的文献。比如翻译成回鹘文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翻译成粟特文的《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

　　这里特别想谈一下《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这是一部中国人撰写的佛经，是典型的“伪经”。它所反映的是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中国思想，或者说经过中国文化改造的佛教思想。中国古代经录虽有著录，由于是伪经，故没有收入大藏经，因而亡佚。敦煌遗书中除了保存有粟特文译本残卷外[21]，还有五个汉文原本，分别保存在英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及三井文库。保存在英国的粟特文残卷虽然早就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有多人进行研究，但始终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经。1933年，法国戴密微(P. Demieville)根据收入在《大正藏》第85卷的汉文残本，比定出该粟特文本就是《佛为心王菩萨所说经》。其后日本学者依吹敦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专门学习粟特文，并将这个残卷还译为汉文。

　　按照中国佛教的传统，凡明确是中国人撰写的，一律是“伪经”；凡明确按照域外底本翻译的，都确定为“真经”；无法断定翻译还是撰写的，暂且作“疑经”处理。假设该《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在历代经录中没有被著录(属于伪经，而历代经录未予著录者，数量不少)，假设该经的所有汉文原本都没有被保存(这种例子，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举出不少)，假设依吹敦先生是古人，他发现了这个粟特文本，并将它翻译成汉文；他的翻译活动被古代的经录记载下来。那么，我们现在如何看待这部经典呢？上面的问题虽然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但它显然并非一个“伪问题”。

　　总之，包括印度文化、汉文化在内的诸种文化在西域汇流，不可能不对流行于西域的佛教产生影响，不可能不对部分产生于西域的佛教典籍产生影响。这些典籍传回中原，与中国文化产生进一步的互动。这是我们在佛教研究中必须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