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那些求法回国的僧人，他们在印度的活动，同样打上深深的中国文化的烙印。比如，与古印度诸国分立的政治局面相适应，印度佛教从部派分裂开始，就再没有统一过。印度人倾向于认为，无数相互对立的集团与派别、各种异质东西的同时并存是一种正常现象。部派佛教时期的印度僧人说：一个金手杖虽然断为十八截，但每截都是真金的，由此论证当时分裂的诸多部派都属于佛教正统，都是合理的存在。出于这种思想方式，他们自然无意于从事统一各种各派的工作。中国的情况则不相同。从历史上看，从古到今，中国基本处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即使国家暂短分裂，有关国家或自诩正统，以统一为己任；或奉别国正朔，自居于藩属。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统一是正常的，分裂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应，在意识文化领域，中国人总是力图会融各种矛盾因素，致力于建立一个圆融和谐的体系。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的判教就是中国人这种思想方法的反映。唐代中国僧人玄奘到印度后撰写《会宗论》，企图融会印度佛教不同派别的思想，也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称：“《论》（即《会宗论》——作者按）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23]可见玄奘的观点乃至思想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戒贤及那烂陀寺的僧众。印度佛教晚期出现了会同两派的瑜伽中观派，我们没有资料可以证明玄奘的《会宗论》直接影响到后代的瑜伽中观派的产生；但客观地讲，从学理上研究瑜伽中观派，不能不提到玄奘的这部《会宗论》。